▲ 陈伯达（1904～1989），福建惠安人

01 没有讣告，没有悼词

1989年9月17日傍晚开始，北京骤降暴雨，竟整整下了一夜。翌日，气温剧降。9月20日中午，在北京远郊一幢六层楼房的最顶层，85岁的陈伯达正在吃饭。他的儿媳小张当时在场：“父亲突然头一歪，碰到墙上，食物吐出……”

儿媳赶紧敲响隔壁老萧的门。老萧马上拨电话到某医院。20分钟之内，医生就赶到了。可是，陈伯达的心脏已停止跳动，抢救无效。经医生诊断，陈伯达因天气骤凉，死于心肌梗塞。

陈伯达死前和他的儿子陈晓农、儿媳小张以及小孙子生活在一起。突然发病之际，陈晓农却不在家，而在北京驶往河北石家庄的列车上——去看望他的母亲余文菲。余文菲是陈伯达的第二个妻子，已经离婚多年。陈晓农是陈伯达和余文菲所生的孩子。

据陈晓农事后告诉笔者：

前几年父亲住院已检查出患有老年性冠心病，但因他心电图一向较好，又从未有过明显的心绞痛，仅是超声波检查有冠状动脉硬化，所以医生和我们都缺乏足够的重视。9月20日那天，北京天气很冷，早上刚下过雨。我9时多临走时，看父亲睡得正香，不忍叫醒他，给他加了条毯子，又把毛裤放到床前椅上。我爱人说父亲起床后，说天冷。现在想来，天气骤冷易使血管收缩，老人血管已脆，经受不住，这可能是发生心肌梗塞的原因……

当天下午，陈伯达所在单位负责人徐主任等赶来，和陈伯达的亲属商议处理后事。亲属明确表示：“听从组织意见，而且父亲生前也一再说过，他去世后一切从简。”根据领导意见，陈伯达以他原名陈建相，送往北京八宝山火化。

尽管八宝山不知举行过多少回遗体告别仪式，但是陈伯达的遗体告别仪式与众不同：没有讣告，没有悼词。前来与他作最后诀别的，都是闻讯而来，没有接到任何正式的、以组织名义发出的通知。

9月28日上午10时20分，陈伯达的遗体出现在八宝山第一告别室。这些年来他总是躲着照相机的镜头，连家中都找不到他现成的遗像。陈晓农记起去年冬天一位朋友为他拍过一次照片，赶紧请摄影者找出底片放大，才算有了一张遗像。

在哀乐声中，40多人向他的遗体投注了最后一瞥。这些人有的是陈伯达的亲戚，有的是他的老朋友，有的是他的老秘书，有的是他的旧部下，有的是他的学生。陈伯达的遗体旁，放着许多花圈。花圈上写着：“陈建相先生千古。”由于一般人并不知道陈伯达的原名，所以没有引起注意。

02 被勾销的“四号人物”

为了使读者在进入正题之前，能对陈伯达有一个简要的了解，下面全文引述《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第二卷第262页《陈伯达》条目：

陈伯达ChenBoda（1904～1989），福建惠安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从苏联回国，在北平中国大学任教。1937年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马列学院教书，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军委、中央秘书处、中央政治研究室等机构工作。在此期间写过《中国四大家族》《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等政治论著，成为在党内有影响的理论宣传家之一。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七届二中全会递补为中央委员，中共八大后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及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总编辑等职。著有《毛泽东论中国革命》等书，并协助毛泽东起草过一些党的文件。“文化大革命”（1966～1976）期间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因积极参与林彪、江青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3年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党。1976年9月被捕。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1981年1月25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18年。

这一条目基本是准确的，但有一处明显的错误：陈伯达被捕，不在“1976年9月”，而是1970年10月18日，或者严格地说，在1970年10月18日被拘押，直至1976年9月才补办了逮捕手续。

且把时间倒拨到1970年8月。

毛泽东主席第二次选择了庐山作为中共中央全会开会的地方。从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成为陈伯达一生政治生涯的终点，他一下子成了全党批判的对象。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号召全党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毛泽东的这段话，是针对陈伯达说的。陈伯达顿时从政治的峰巅，跌入峡谷之中。

毛泽东在庐山发动了一场新的运动——名曰“批陈整风”，迅速推向全国。“批陈”，也就是批判陈伯达。

陈伯达怏怏地从庐山回到了北京地安门大街米粮库胡同家中。那是一座宽敞的四合院，原是外交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克农上将住的。陈伯达怕冷，搬进去时修了个玻璃走廊。

这位“大秀才”嗜书如命，乃“万卷户”，秘书“二王”——王文耀、王保春特地为他修了个书库。书库里，放满陈伯达个人的藏书：3万多册自然科学书籍，3万多册社会科学书籍。另外，还有一间房子专放线装古书。

陈伯达不抽烟，不喝酒，像样的衣服也没几件。他的一些稿费，都花在买书上。此刻，原本门庭若市的陈宅，冷冷落落，门可罗雀。他躲进了书房。平素与书为友的他如今竟怎么也看不进书。

陈伯达产生一种强烈的愿望：见一见毛泽东主席！希望向毛主席一吐心中的痛楚。

陈伯达一次次给主席秘书徐业夫挂电话，求见主席。得到的答复，要么是“主席已经休息”了，要么“主席正忙”，反正休息了不能见，工作时也不能见。显然，毛泽东婉拒了他的求见。

就连他的秘书也接到通知，不许往外走，不许往外打电话。不言而喻，陈伯达失去了行动的自由。

这一天毕竟来临了——1970年10月18日。

这一天，陈宅原先的警卫调走了，新来的8341部队不再是“保卫中央首长安全”，却是对他实行就地监禁。后来，他的刑期就从这一天算起，他被判处18年徒刑，刑满之日为1988年10月17日，不多一天，不少一日。

在1970年10月18日这一天，他的两位秘书王文耀、王保春也失去了自由。他们被押送到北京政法学院，隔离起来。

也就在这一天，陈伯达不再配有轿车：黑色的“红旗”、灰色的“吉姆”和褐色的“伏尔加”，他的司机于子云也被拘押。就连他家的女工、保姆，原福建泉州制药厂女工陈顺意，也在这一天被关押。

他在1966年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当时他名列第五。1967年初，在陶铸被打倒之后，他成为“第四号人物”，如今，他这个“第四号人物”被一笔勾销了。

波诡云谲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又倒下了一名主角。

03 深居简出的晚年生活

为了写作本书（《陈伯达传》——编者注），我曾多次专程赴京采访陈伯达本人，还采访了陈伯达亲属、秘书以及有关人员。

一次又一次，我访问了鲜为人知的陈伯达之家。他家居住面积有六七十平方米，有客厅、书房、他的卧室、儿子和儿媳的卧室、灶间、卫生间。

已经步入不惑之年的陈晓农，为人随和、诚挚，妻子小张贤惠、朴实，他们精心地照料着陈伯达。陈伯达的卧室大约十多平方米，整洁而简朴：一张三尺半宽的单人床，硬板，铺着蓝白方格床单，一个硕大的鸭绒枕头。床边是一个床头柜、两个玻璃书橱，窗边放着一个五斗柜，地上铺着地毯。

我注意到两个小小的细节：寒天，抽水马桶的坐圈上，套上了一个用毛线编织成的套子。不言而喻，这是考虑到陈伯达上了年纪、格外怕冷的缘故。

陈伯达的枕头特别大，又特别软。显然，这是为了让老人“安枕无忧”。这两个小小的细节，反映出儿子和儿媳对于陈伯达无微不至的照料。

屋里的“常客”是他那7岁、上小学二年级的孙子。小孙子给他带来了欢乐和安慰。他的视力不错，耳朵也还可以。每天晚间的电视新闻节目，他是必看的。倘若电视台播京剧或者古装故事片，他喜欢看。

一般性现代剧目他不大看，但是他喜欢看根据名著改编的电视剧。那些年轻人谈恋爱之类的电视片，他不看。

他最大的兴趣是看书读报。他看《人民日报》，看《参考消息》，看《北京晚报》，很注意国内外的形势，也很仔细读那些与“文革”有关的文章。他的邻居很好，倘若陈家无人下楼取报，邻居就把报带上来，插在他家门把手上。

他不断地要儿子给他买书。陈伯达曾是“万卷户”。他的个人藏书，远远超过万册。他过去住四合院，家中用几个房间堆放藏书。

陈伯达的大部分工资和稿费收入用于买书。陈伯达过去有稿费收入，自1958年起，他自己提出不再领取稿费，以支援国家建设。从此，他就没有再领过稿费。陈伯达之子陈晓农曾回忆说：

父亲的稿费，他自己只说过1958年以后他没有再领取过稿费。但这些稿费到哪里去了，他一次也没有说起过。他去世后，我才听到他以前的秘书说，他1958年以后的稿费和他作为人大代表、政协常委的那份工资，都捐给科学院图书馆了，是秘书亲手经办的。

陈伯达保外就医之后，每月领生活费100元。据笔者对吴法宪、李作鹏等情况的了解，他们当时与陈伯达一样，也是每月领生活费100元。

陈伯达每月100元的生活费，其中三分之一用于购书。这30多元购书费对于陈伯达来说，当然是远远不够的。所以，除了自己购书外，他不得不托老朋友向有关部门借来一部分书。从1983年2月起，陈伯达的生活费增加到每月200元。这时，陈伯达购书的费用才稍稍宽裕一些。吴法宪、李作鹏等，当时的生活费也增加到每月200元。

04 依然秀才本色

陈伯达阅读兴趣广泛，偏重于读那些学术性强的著作。我随手记下他书橱里的书：马克思著《资本论》精装本，《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鲁迅杂文选》《毛泽东选集》《刘少奇选集》《周恩来选集》《朱德选集》《中国哲学发展史》《中国哲学史》《隋唐演义》《五代史演义》《戊戌喋血记》《柳宗元集》《彭德怀自述》《苏联经济史论文集》《逻辑学》《美学》《罗马史》《西方美术史话》《哲学史讲演录》，曹聚仁著《我与我的世界》，《谭嗣同文选注》《〈红楼梦〉诗词注释》《史记》《基度山恩仇记》……

一本打开在那里、看了一半的书是《圣经故事》。陈晓农告诉笔者，父亲陈伯达在晚年喜欢文学名著，曾要他特地去买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的作品。书如海。从书海中撷取的这些令他产生兴趣的书，反映了陈伯达晚年的精神世界。

陈伯达，依然秀才本色，读书看报是他最大的乐趣所在。他的思想机器还在不停地运转，他在思索着。高楼清静，几乎没有什么杂音—只是偶尔听见住在这幢楼里的一位著名女歌唱家练唱时飘来的甜美的歌声。

他不断把自己的思绪凝成文字，所幸他的手不抖不颤，仍能握笔著文。虽然正在服刑期间的他无法发表他的文稿，他却还是在那里写作。他的文稿，有些被人送上去，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重视，排印出来，在一定的范围内分发。

这些印出来的文章，除了标明作者陈伯达的名字外，没有注明什么单位印的，也没注明印数和分发范围。不过，印刷所用的是上好的道林纸，16开，大字仿宋体排印，可以看出不是一般的机关所印，是在相当高的政治层次中分发。

我细阅了他的这些未曾公之于世的文稿，开列若干文稿的题目和写作年月，以供读者了解他独处高楼时在思索些什么：

1982年1月，《试论一下日本的“生产率运动”》；1982年3月，《美日两国垄断资本的角逐和两国的“精神危机”》；1982年5月22日，《求知难》；1982年6月22日，《认识的渐变和突变—从〈坛经〉看中国佛学中的顿渐两派》；1982年8月4日，《“黑格尔反对绝对……”》（读书笔记）；1982年9月18日，《儒法两家“其实却是兄弟”—评“四人帮”杂记》；1982年9月26日，为上文写了《附记》；1982年12月22日，《事物一分为二（读书笔记三则）》；1983年3月23日，《“电子学革命”的公开战秘密战》；1983年，《〈石头记〉里的一段公案—关于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姻缘问题》；1983年9月，《试说社会主义农业的若干问题》；1983年12月初，《同痛苦转变进行搏斗—电子学革命问题杂缀》；1984年6月26日，《评美国人的两本书—〈大趋势〉和〈第三次浪潮〉》；1985年3月，《基督教东来记—利玛窦〈中国札记〉和史式微〈江南传教史〉二书述略》；1985年6月17日，《读书四记》，即《辩证法和理性》《略说“尺度”》《关于唯意志论、反理性主义、直觉主义、实用主义等等》《记黑格尔、恩格斯、列宁谈形式逻辑》；1986年1月，《长思》；1986年春，《关于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点滴》；1986年11月4日，《农业合作化的若干材料》；

……

他也写了一些历史事件的回忆。他一般先写草稿。从他的草稿上可以看出勾勾画画、删删改改，画满各种修改记号。改定之后，他再整整齐齐抄写一遍，保持着以往的写作习惯。

他用蓝色圆珠笔，写在北京市场上供应的那种400字绿格稿纸上。文末签署的日期，一般指完成之日，并不意味着是这一天写的。有的文章几千字，也有不少文章上万字。他的字迹清楚，容易辨认，简体汉字中掺杂着许多繁体汉字。

陈伯达的这些新作，过多地引述经典著作，似乎缺乏他曾于20世纪40年代所写作品的那股灵气，那种犀利的笔锋。但是作为八十老翁，他思路还是颇为流畅的，观点也颇有见地。

以上披露的他的手稿，都是在他从最高法庭的被告席上退下之后写的。他的思想没有停留在不断的自我谴责或者颓废郁闷之中，他把目光从高楼投向远处。正因为这样，他连美国人新著《大趋势》《第三次浪潮》都加以研读，加以评论。